〔４〕钱大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５〕汤蛰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６〕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２〕，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４〕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７〕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８〕。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１１〕，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１３〕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报》〔１５〕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K（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杂事秘辛》笔记小说，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写梁莹的脚：“足长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杨慎在该书跋语中说：“予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按杨慎是持缠足起源较早一说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故称。
〔５〕炎汉即汉代。过去阴阳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称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更替；他们认为汉朝属火，故称“炎汉”。
〔６〕“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系人名，旧时常以“小家碧玉”称小康人家的少女。
〔７〕《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按该书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８〕“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树德欲滋，除恶务本。”“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９〕语见《论语·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游说诸侯，终不见用。
〔１２〕花旗白面由美国进口的面粉。
〔１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强令机关团体将它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
〔１４〕“忘八”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１５〕《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张竹平创办，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３〕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５〕；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纪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
〔６〕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７〕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４〕——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１２〕岳飞奉旨不抵抗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
〔１３〕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祝涛声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２〕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３〕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４〕，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