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一副没有解药的诉讼毒药
1、不懂法的人走进法庭，抬眼望见庄严的国徽，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宗教神圣感。人们相信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能够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法官就像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准确洞察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尽管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不相信还存在大仙，但人们还是迷信身穿法袍的法官能够在诉讼中用一种“科学的”神秘方法揭示过去事件的真相，然后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2、上述非理性的、荒唐可笑的大仙观念，被我国的诉讼法和证据法强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且法官又不在当时的现场，审理案件的法官如何能够像大仙那样穿越时空去发现、查明过去发生的“事实”呢？诉讼法谆谆告知众生：法官是通过证据发现、查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
3、那么，证据又是什么呢？证据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古代的工匠制造了一个陶碗，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埋入了河道中，当代的被称作考古学家的那些人，找到了这个陶碗的一些碎片，然后像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一样告诉当今的人们：他们从这些碎片中，还原了古人制作的陶碗，并且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制作工艺和陶碗中包含的许多文化信息。考古学真够玄！我们关于古代社会的许多知识，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考古学家们根据古代社会的蛛丝马迹进行的推测和猜想，由于并不存在真正的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所以，这些推测和猜想根本无法“准确”、“充分地”用所谓证据来证实。考古学家其实与诗人、小说家和幻想家没有本质区别的，唯一区别就是考古学家们往往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而诗人、小说家和幻想家一开始就诚实地告诉人们那是编出来的故事。
4、法官们其实与考古学家干的是同样的事情，都是用过去发生的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来拼凑、推测过去的“事实”。只不过法官们有诉讼法壮胆，比考古学家们更加自信，其判决书中惯用的表述方式是：“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上述事实由如下证据充分证明”。呵呵，好大的口气，显然把自己当成了能够穿越时空的大仙！
5、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法律大仙的法官们是如何“发现”、“查明”事实，如何用证据“充分证明”事实的吧。
6、作为证据之王的物证，实质上都是间接证据，用物证来拼凑过去发生的事实，其风险与考古学家拼凑古代社会事件的作法无异，要想做到“充分”是不可能的。只有我国的诉讼法无知人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证据要“确实”“充分”。
7、有些书证倒是直接证据，但书证能够作假。尽管书写时间鉴定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至今仍然查不清具体的书写时间，只能给出特定书写工具在特定情况下大致的书写时间，而这对很多案件来说显然不够用来查清案件事实的。
8、在我国的诉讼法中，关于证据认定，有一个类似巫术咒语的“证据锁链”。当法官在判决书中一旦宣称一些证据构成了证据锁链，就像古代巫师宣称领悟、获得了天意、神启一样，立马两眼发光、神神叨叨地、无可置疑地在判决书中写道：上述证据构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某某事实。天知道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构成所谓证据锁链！如何判定证据已经构成了证据锁链？或还差一截链条或还没有完全锁住？这是不可言说的，诉讼法中找不到答案，判决书中更没有答案，私下问法官，答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你今后只要在判决书中看到“证据锁链”之类术语，大可不必以为法官用什么科学方法来判断的，那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巫术的神秘术语而已，如果你是被告或被告人，其含义是“你完蛋了，认栽吧！”；如果你是原告，其含义是“你被宠幸了，你胜诉了”。
9、下面着重讨论一下“证人证言”，并从中引申出一个骗取他人财物的秘笈，供法治社会下的人们依法获得财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合法之道。哈哈哈哈！
10、古今中外的诉讼中，证人证言在查明案件事实时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普通法国家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均把证人证言作为法定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完全是例外，但提交的言词证据却是定案的主要依据。例如，在公交车上抓小偷，只要有两个证人证明看见某人偷窃他人钱包，法庭就能够以盗窃罪把某人送进监狱了。一般来说贿赂犯罪都是一对一的，充分证明受贿行为难度极大，这也就是纪委和反贪局不愿放弃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对证人暴力取证的根本原因，也是刑诉法修改时办案机关要极力保留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有个贪官胆大妄为，当着两个旁观者的面收受贿赂，那对于办案机关来说就幸运无比了，只要这两个证人勇于出具证人证言（根本就用不着出庭接受质证），就可以毫无悬念地把这个贪官送进监狱了。再如，警察在两个证人证言下从你家里搜查出一包海洛因，你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有辩护的余地吗？可见，证人证言在认定犯罪事实方面有着巨大的证明力。
11、然而，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说谎更加轻而易举的呢？只要煽动两扇嘴皮，就可以蹦出一串谎言，基本上没有什么能量消耗。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说谎更加司空见惯的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个政权从建立到崩溃，说过的谎言不计其数。当父母教育孩子诚实做人不要说谎时，其实就在说谎了，因为他已经给孩子描绘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就是充满谎言的世界，一个从不说谎的人在现实世界是寸步难行的。从道德家们把谎言分为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就可以看出，谎言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就像空气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样。
12、既然人类社会充满了谎言，那就不得不佩服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宗旨的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的纯真心态了，他们很萌地把证人证言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证据，完全无视证人有可能在法庭调查时满嘴谎言侃侃而谈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往往只有几份证人证言由公诉人宣读一下，连上面的证人签名是谁签的都搞不清楚，法官就能依照证人证言下判了。
13、在充满谎言的人类社会里，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是如何防范证人说谎的呢？
14、在古代社会里，人们相信神灵洞察一切的力量，说谎的证人逃不出神灵的秒杀万物的眼神。具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让证人从火热的铁板上走过，如果其烫伤的身体溃烂了，说明这个证人说谎了，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反之，这个证人说得是实话。这种荒谬的做法固然会让说实话的证人因身体溃烂而被判定为说了谎，但也让不少说谎的证人不敢上火热的铁板试试而放弃做伪证。
15、后来，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们放弃了上述神示证据制度，改为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当僧侣的证词与俗人的不一致时，认定僧侣的证词真实，当男人的证词与女人不一致时，认定男人的证词真实，因为俗人比僧侣，女人比男人更擅长说谎。当人人平等观念盛行后，法定证据制度的这种防范证人说谎的做法也就被放弃了。
16、千万不要以为取而代之的防范证人说谎的方法更加科学，其实，取而代之的由法官自由心证的方法只不过用法官替代了古代的神灵的位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规定：“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也就是说，让法官自由心证证人是否说谎了。额的神！这种有着神灵般良心、诚实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不是一般民众能够消费得起的，这需要把法官当神一样供着，不食人间烟火，才能避免人间的偏见和私利，才能对证人证言的真假作出公正的判断。在当今的中国，法官们收入水平基本上略低当地公务员，随时能被各级领导（包括党政领导）穿穿小鞋、换岗、调离工作岗位，且不时被当事人请去喝喝小酒泡泡桑拿以改善一下生活，家里孩子老人生病还得给医生送上红包，在当今中国要出现这种有着神灵般良心、诚实和洞察力、大智大德的法官，实在是强人所难！连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都顶不住诱惑，要基层法院的小法官们三从四德，岂不搞笑！
17、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当把防范证人说谎的重任交给法官或陪审团后，还是顾虑重重的，尽管他们的法官制度和陪审团制度要比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让社会公众放心得多，司法腐败不敢说绝迹，至少不像当代中国这么猖狂和无所顾忌。他们的顾虑是即使公正的法官和陪审团，也不足以防范证人在信誓旦旦地宣誓后大言不惭地在法庭上说谎，就如克林顿总统在宣誓后仍然在莱温斯基问题上说了谎。说谎是人类的本性，说真话是例外，是值得赞扬的高尚品质。
18、西方法治国家防范证人说谎的主要方式是设置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一旦发现证人在诉讼中的证词是谎话，动用刑罚伺候，并在证人作证前告知证人伪证的后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威胁，对于胆小的说谎者来说，具有威慑力，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证人在诉讼中作伪证。但要遇见像江姐那样的意志坚强、心理素质好到足以对付测谎仪的证人，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这点暴力威胁实在不足以挂齿了，完全不能抵挡这种证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地胡扯了。如果遇见龚刚模那种要保命的混混，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感，在警方或检方承诺给其一定好处和保障后，让其在庄严的法庭上胡说八道就更加无法防范了。更由于伪证罪也好，诬告陷害罪也好，其量刑都不高，古代那种你诬告别人杀人，就以故意杀人罪给你定罪的做法已经被现代文明国家放弃，所以证人做伪证说谎时也会衡量得失，如果觉得即使作伪证将来被发现也不过付出如此小的代价，那么一旦伪证不能被识破能让你身陷大牢甚至小命不保或倾家荡产，作伪证就是值得的了。何况要识破伪证并依法定罪其诉讼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么多年来因证人伪证而含冤入狱的人数远远大于证人被追究伪证罪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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