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大致浏览欧洲的地图即可看出，法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多为西班牙所掌控；东边是法朗奇康德区（Franche Comte，今日里昂Lyon及萨瓦Savoy以北地带），也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荷兰。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边疆，也受制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洛林公国(Duchy of Lorraine)仍对奥地利的神圣罗马皇帝表示效忠，今日阿尔萨斯(Alsace)境内的莱茵河沿岸各战略要地也同样效忠。一旦北德也落入哈布斯堡手中，则法国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将处于危险的劣势。
西班牙与奥地利虽都信奉天主教，却无法令黎塞留放心。反而，他一心想要防止的正是反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当时，也是首度被称为国家至上的政策，他打算站在新教各诸侯这一边，并利用教会世界内部的分裂。
倘若哈布斯堡的皇帝们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或了解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至上的大势，他们必然看得出本身拥有多好的条件，足以达成黎塞留所最担忧的奥地利凌驾各国之上，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欧陆的主宰。然而数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国却因其无法因应战术上的需要、或昧于未来大势而受惠。哈布斯堡诸皇帝太讲原则，除非被击败，否则绝不肯妥协。因此，自法奥长期政治对抗的一开始，他们对毫不留情的黎塞留的种种图谋，就处于挨打的局面。
斐迪南二世，黎塞留的对手，几乎肯定是从未听说过国家至上的观念，即使他曾有耳闻，必然也会斥之为大不敬，因为他以在世间实现上帝的意旨为己任，也一直强调他神圣罗马皇帝头衔中的“神圣”两字。他绝不会承认圣洁的目标可以非道德的手段达成。他绝不会想到要与信新教的瑞典人或信回教的土耳其人订立条约，而黎塞留却视此为理所当然。斐迪南的策士，耶稣会(Jesuit)的拉莫麦尼(Lamormaini)，由此写下这位帝王对未来的展望：
“此等错误且败坏之政策，固风行一时，吾皇，以吾皇之睿智，自始便大加挞伐。吾皇以行此政策者无法与言也，因其多行不义，且误用上帝及宗教。图以上帝视为不义之手段增强一国之地位，实乃谬误之极。”
死守如此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君王其谈判立场毫无妥协余地，更勿论讨价还价了。一五九六年尚是大公的斐迪南就宣称：“在宗教上，吾宁死，亦不愿与脱离教会的教派妥协半步。”虽对他的帝国造成伤害，斐迪南却始终信守这个诺言。因为与帝国的福祉相比，他更在乎遵从上帝的旨意，他自认身负打倒新教的重责大任，即使做某种妥协显然更符合他的最佳利益。用现代的说法，他是个狂热分子。他的另一位策士奇欧皮厄斯(Caspar Scioppius)的话，颇能突显斐迪南的信仰：“对上帝格杀异端者之请仿若不闻之君，灾难已不远矣。汝不应为己启战端，仅可为上帝而战。”在斐迪南心目中，国家是为替宗教服务而存在，而非宗教为国家而生：“论国事，其对我等之神圣事奉重要之极，吾人不得时时以俗务为念，而须以上帝为仰望，唯以此为信仰之所在。”
黎塞留把斐迪南的宗教观当做战略性的挑战。私底下虽信仰虔诚，黎塞留却完全以俗世的观点来看他身为首相的职责。救赎或属他个人追求的目标，但对政治家黎塞留而言，那无关紧要。他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换言之，不论在什么世界里，国家行王道并无荣耀可言，唯有实力强大足以采行必要的措施，才值得称道。
一六二九年对斐迪南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黎塞留决不可能轻易放过。当时三十年战争已进入第十一年。新教各诸侯已准备接受哈布斯堡的政治领导地位，只要他们仍能享有宗教自由，并保有在宗教改革时期自教会手中夺走之土地。但斐迪南不愿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其宗教上的天职。他拒绝原可获重大胜利及保障帝国存续的机会，一心想革除新教异端，于是发布返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要求新教各君主归还自一五五五年起夺自教会的所有土地。宗教狂热战胜了务实权宜，这是信仰凌驾自我政治利益考虑的典型例证。而战争也势必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既然如此，黎塞留便决心让战事拖延下去，直到中欧民穷财尽。他也把在内政上可能有的宗教顾忌摆在一旁。一六二九年黎塞留下令给予法国新教徒信仰自由(the Grace of Alais)，这正是斐迪南不惜一战想要阻止德国诸侯享有的自由。在使法国免于发生造成中欧分崩离析的内部动乱后，黎塞留开始着手利用斐迪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法国的国家目标。
斐迪南未能体认其国家利益，事实上他根本否定此种观念的正确性，反使法国首相有机会支持并资助德国新教诸侯国对抗神圣罗马皇帝。护卫新教诸侯的自由，反抗神圣罗马皇帝的中央集权目标，这不像是法国高位教士黎塞留及信仰天主教的法王路易十三的作为。天主教会的重臣居然资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其革命性的意义影响之深远，不下于一百五十年后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
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般地突出。黎塞留的目标在终止他所认为的法国身陷重围的险境，耗尽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防止在法国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尤其是邻接德国的边界。他结盟与否惟一的标准便是符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据此原则，他先是与新教国家同盟，后来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联盟。为消耗交战国的力量，拖延战争，他不惜援助敌人的敌人，贿赂、挑起叛乱，并搬出许多有关王朝及法理的论调。他的策略极为成功，以致一六一八年开启的战端，年复一年地打下去，直到史家除了以其历经的时间——三十年战争外，找不出更贴切的命名。
德国战得焦土遍野时，法国做壁上观，到一六三五年，双方民穷财尽，似乎有停止敌对愿妥协谋和的迹象时，黎塞留却不希望在法王的势力足以与哈布斯堡皇帝相抗衡，最好是更强大之前，中欧出现妥协。有鉴于此，黎塞留在战争的第十七年时，说服其君王，法国有必要加入战争并站在新教这一边，而最好不过的理由便是，此乃扩张法国日渐增强的势力的大好机会：
“若谓袖手旁观，不动干戈，以盟邦之力阻挡反我势力达十年之久，乃展现出奇之审慎，待盟邦无我难以为继时公然参战，则展现勇气与大智慧；此显示我等于维护吾国和平之上，乃师法经济大师，善聚财亦善用财。”
国家至上政策的致胜主要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评估权力关系。普遍的道德价值有其本身的定义，不须经常加以诠释；事实上是不应有所调整的。但要判断力量的限度，便需要有相当的经验与独到的见地，并应不断随环境变迁加以调整。当然在理论上，权力均衡应是可以实际加以估算的；但实际上，要真正算出权力的平衡点何在却极端困难。更复杂的是如何调和本国与他国之间不同的估算结果，而这却是均势是否可行的先决条件。对于均衡的本质，通常要经过长期的冲突始能取得共识。
黎塞留对赢得此一挑战的能力满怀自信，他深信在根据目标决定手段时，可达到近乎数字般的准确度。在其著作《政治证言》(Political Testament)中，他写道：“依逻辑推理，欲支持之对象及支持其之力量应呈几何比例。”命运使他成为枢机主教，个人信念却使他更像知识分子，与主张人类行为可用科学加以解释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儿(Descarted)及斯宾诺莎(Spinoza)等人为同道；因缘际会使他得以将国际秩序转变得对法国极其有利。总算有一位政治家，对自身有正确的评估。黎塞留对其目标认识得十分透彻，但倘若他没有能力做到以战术配合战略，则他个人及他的主张便难以历久不衰。
如此反传统、如此冷静镇定的政策，不可能不受到各方的攻击指责。
不论均势原则到后世变得多么不可一世，在当时以道德律为基础的天下一家传统之下，它曾是众矢之的。著名学者让森厄斯(Jansenius)这一段对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政策大肆抨击之辞，便颇具代表性：
“彼等相信世俗可毁之国可超越宗教与教会乎？笃信基督之君王忌应以在其领导统辖疆域内，彼无彰显暨保护其主耶稣基督之天职？彼岂敢直言上帝：汝之权力荣耀及喻众虔信于汝之宗教，宁可牺牲放逐，但求吾国昌盛安泰？”
而这正是黎塞留对当时的法国人，及可想而知他对他的上帝所传达之信息。此种革命性的做法，被反对者视为极不道德又危言耸听，必会自曝其短的言论，却最能充分反映出他的思想。身为法王的首相，他把宗教与道德均置于个人最高原则“国家至上”之下。
为他辩护者深得他本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真传，以反对者的批评为武器。他们主张，追求国家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反伦理道德的不是黎塞留，而是反对他的人。
几乎可确定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提出正式反驳的是一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普瑞萨克(Daniel de Priezac)。对于指责黎塞留采行助长异端蔓延的政策是犯下道德罪行的说法，他以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论点加以反驳。他反指灵魂有缺失的是反对黎塞留的人。因为法国是欧洲最纯正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黎塞留谋求法国的利益，就等于谋求天主教的利益。
普瑞萨克并未说明，他如何得出法国曾被赋予如此神圣的使命的结论。不过基于使法国强大符合天主教教会利益的前提，黎塞留的政策是极为道德的做法。更由于哈布斯堡的包围对法国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势须加以突破，这使法王为达到最终是合乎道德标准的目标，采取任何手段均不为过。他说：
“为求和平而以战争为手段，其后果即使违反个人初衷，亦非出于故意，而是迫于最严苛最残酷之现实需要。开启战端之意图若为正当，便可谓正义之战。因此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乃意图而非手段。为除恶以致有时令无辜者流血，此非战之罪。”
简而言之，就是目的正确，任何手段均无可厚非。
另外一位抨击黎塞留的是墨格斯(Mathieu de Morgues)。他指黎塞留操纵宗教，“一如汝之先辈马基雅维里所揭示的古罗马人之所为，塑造之，解释之，运用之，唯其有助于个人目标之建成是问。”
墨格斯的批评与让森厄斯的主张同样义正辞严，但亦同样不具说服力。黎塞留的确是他所指的操纵者，其利用宗教的做法也被墨格斯所说中。可以设想他必然会回以：他仅是就世界的真实情况就事论事，近乎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他应该也与马基雅维里一样，宁可这世界的道德意识更强烈，但他相信历史将依据他如何善用既有的环境及条件的成果，来评断他的是非功过。的确，倘若政治家的政绩是以其是否达成自订的目标为准绳，则黎塞留必属近代史上开创划时代新局的大人物之一。因为他留给后世面目一新的世界，并奠定法国后三百年的政策。
遵循这个政策，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大大拓展了其版图。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一六四八年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一百年间，国家至上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方针。不论后世政治家对黎塞留有多么景仰，或是他的对手斐迪南二世如何被世人所淡忘，他都会无动于衷，因为黎塞留不存有任何幻想，即使对自己也不例外。在其著作《政治证言》(Political Testament)中有一段：“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这个准则在向外拓张的世纪被奉行不渝。
黎塞留对中欧历史的影响，与他为法国所立下的建树正好相反。
他对中欧的统一深具戒心，苦心积虑地防止其发生。极尽一切可能，他使德国的统一延后约二百年。三十年战争的初期可视为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成为领导德国统一的主导者，正如英国在诺曼人(Norman)的王朝主导之下建立民族国家，几世纪后法国也在卡贝王朝(the Capetians)统治期间的变化一样。黎塞留阻挠哈布斯堡成功，使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三百余个政治实体，个个都是外交政策自主。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展。因此德国未能发展出全国性政治文化，地方各自为政，直至十九世纪末始由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德国成为欧洲大多数战争的战场，其中有不少是法国发动的，所以它并未赶上欧洲第一波海外殖民热。到德国终于统一后，由于对界定国家利益缺乏经验，以致制造了不少本世纪最惨痛的悲剧。
但上苍常让我们尝到过犹不及的苦果。黎塞留看出，反宗教改革运动若成功，必会使法国沦为权力更加集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可谓真知灼见，尤其如果明白民族国家乃大势所趋，定会有这种看法，他本人必也做如是观。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注定会出现理论与现实间的鸿沟，国家至上除非在高手的运用之下，否则亦难免于过度扩张的报应，而即使在大政治家手中也有过犹不及之虞。
原因是黎塞留倡议的国家至上观念，没有预设的限度。要做到何种程度国家的利益才算获得保障？为求得国家安全需要打多少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号召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这有使国家利益长期遭到忽视的危险，而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也有玩火自焚的风险。这恰是法王路易十四继位后法国的状况。黎塞留留给后世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法国，分崩离析的弱国德国，及积弱不振的邻国西班牙。但路易十四却无法安于此种安全形势，他起了征服的野心。他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令其他欧洲国家提高警觉，结合组成反法联盟，最后粉碎了他的企图。
尽管如此，黎塞留身后二百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迄今也仍是国际政治上的要角。如此的成就各国少有出其右者。但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惟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而继他而起者势必继承其遗志，负责维持依其原则而运作的国际体系。这使法国失去因对手被道德考虑束手束脚而享有的优势，如黎塞留与斐迪南当年的情形。一旦各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要有所成就便相当困难。尽管国家至上曾为法国增添多少荣耀，它却也带来无止境的追求，要扩张领土，要成为德国纷争的仲裁者，借以主宰中欧，直到法国民穷财尽，一步步失去主导欧洲大势的能力。
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然而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欧洲的均势便是因围堵法国而产生。
在黎塞留所开启的世界中，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假设国家利益即代表最高的价值，则统治者的职责便在于扩大及发扬国家的荣耀。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大本身的声势，以对抗侵略者。如果弱国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势便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确定。在一开始时，法国或德国称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此即欧洲花费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原因。最初均势几乎完全是偶发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
奇怪的是，这却非当时的哲学家的看法。
他们是启蒙时期(the Enlightenment)的产物，反映的是十八世纪的思想，即相信在各种不同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下，自然而然会出现和谐与公平。而均势的观念不过是这种寻常见解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一国独霸，维持国际秩序；其出发点不在于避免冲突，而是使冲突减至最少。对十八世纪务实的政治家而言，要完全消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设法约束或节制人性中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是变动不已，有如一座运转不息的大钟，而且必然是越变越好。一七五一年，伏尔泰(Voltaire)对“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描述是：
由若干国家(states)组成的某种共和体(republic)，其中有些是王国，有些是混合政体，“但彼此全都和谐相处，全都奉行相同的公共与政治规范，在世上其他地区是前所未见的。”这些国家“尤其一致同意奉行尽可能维持彼此间的平等均势这个明智的政策。”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曾论及这个主题。他认为均势是自异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之单一国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十八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次波兰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华泰尔(Emmerich de Vattel)，在七年战争的第二年一七五八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各自独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团结。此即众所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十八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清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
在此过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安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Silesia)，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必不能坐视，因此联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忌朕之获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