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J．K．
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爱的J．K．⑾同志：
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⑿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⑿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⒁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⒃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⒄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⒆）和基督教社会主义⒇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J．K．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②Z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③“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④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⑤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⑥“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1723～1790）《原富》、英国甄克思（1861～1939）《社会通诠》、英国穆勒（1806～1873）《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法意》、英国斯宾塞（1820～1903）《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1835～1882）《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⑦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②。
⑧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⑨“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⑩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⑿“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⒁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⒂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⒃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⒄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⒆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⒇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①
L．S．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②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③，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④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②Y，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③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④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⑤。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AIrving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②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movitch），伊凡诺夫（Ｖ．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Ａ．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③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Ros④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⑤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⑥
单是禁止，还不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Stevenson），槐尔特（OscarWilde）⑦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⑧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Ford）⑨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⑩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AubreyBeardsley）(11)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
①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②这里所说白璧德的门徒、“学者”，都指梁实秋。参看本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有关的注释。
③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通译绥拉菲摩维奇，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伊凡诺夫（1895～1963），著有中篇小说《铁甲列车14～69号》等。奥格涅夫（1888—1938），著有《新俄学生日记》等们都是苏联作家。契诃夫（1860～1904），著有短篇小说数百篇及剧本《海鸥》、《樱桃园》等。安特来夫（1871～1919），通译安德烈夫，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他们都是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