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⑾。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⑿，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⒀，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⒁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⒂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
①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②常燕生参看本卷第58页注⑥。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③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④陈源的批评法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⑧。⑤“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⑥五色旗参看本卷第58页注④。
⑦刘大杰的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⑧《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⑨“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一夫”。
⑩“中庸”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⑾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⑿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⒀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⒁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⒂“人琴俱亡”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全书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