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二心集
《二心集》收录了鲁迅先生1930年到1931年所作的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段》译文一篇。作者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10月初版。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①和《奔流》②，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③。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④，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⑤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⑥。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⑦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⑧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⑨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⑩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⑾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⑿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⒀，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Mehring）⒁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⒂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⒃。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
①《语丝》参看本卷第8页注⑩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②《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③《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④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⑤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⑥“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⑦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⑧“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⑨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⑩《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⑾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⑿“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⒀“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⒁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⒂“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②。
⒃《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好政府主义”①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⑤。
②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③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④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①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⑨，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⑩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⑾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⑿，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⒀，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⒁，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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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②“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③“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④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⑤《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